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时期遗址配资推荐，也是目前国内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
自1945年被发现以来，琉璃河遗址历经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鸟瞰琉璃河遗址（资料照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新华社发）
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车行约40公里，再穿过一段田间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遗址城北发掘区。
“经过历时约3年的勘探和发掘，我们发现了外城壕和外城墙，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根据外城壕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由原来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约百万平方米。外城壕内堆积层多达12—16层，通过对这些堆积层的研究观测，可以追溯外城从建设到废弃的过程。”
反复现场发掘证实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
考古人员在对琉璃河遗址夯土建筑基址剖面进行清理。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遗址发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仅次于周口店遗址。
1945年8月，中国银行派工作人员吴良才调研琉璃河水泥厂投资建设情况。途经董家林村，他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国考古学学者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考古很感兴趣。他捡回一大包陶片，拿给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看。
看到陶片，苏秉琦立即判断可能是商周的东西。苏秉琦曾说，“如果没有吴先生的发现，就不会有后来琉璃河遗址的发掘。”
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学生考古实习时，又想起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在他提议下，北大教授邹衡带领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开展小规模试掘。联合考古队挖开几条探沟，发现了些许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成果写进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3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前后开展了5次大规模发掘。
“我1972年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参加田野实践。”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赵福生回忆，当时他们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处透风的大庙里，晚上睡大通铺，点煤油灯照明。经过几个月努力，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赵福生说：“但邹衡先生还是坚持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护好’。”
转眼到了1973年春天，联合考古队再次启动对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这一次，由于发掘范围更大，几年内，就陆续发现了69座墓葬及车马坑，包括燕侯级的202号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贵文物。经过专家认定，基本确定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的始封地。
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伯矩鬲”。张秀科 摄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队员在1193号大墓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锈蚀严重的青铜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这个发现使大家倍感兴奋。经过两个多月的除锈工作，器物内部的铭文显现出来，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个字，其中最关键的5个字是：“令克侯于匽”，实证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为诸侯。至此，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确认。
1995年，赵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队领队，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等进行了补充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根据天文推算、文献、碳14测年等方法推断，燕国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后，证实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
多学科合作还原最早的“北京城”
王晶（左）在琉璃河遗址城北发掘区工作。人民日报记者 施芳 摄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重启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
发掘现场，聚集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人员等，多学科合作在本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护方案、决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样计划。随后开展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机质残留物分析、铜器溯源、碳14测年、同位素分析、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果。
碳14测年显示，外城壕启用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废弃。外城的发现证实琉璃河城圈结构至少为双重，改变了学界对西周燕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识。这是西周封国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双重城垣，其城圈结构和城墙方向与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王晶认为，这说明西周时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国在城市设计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积层里发现了8座祭祀牛坑。经过动物考古鉴定，这些牛大多在2岁半到3岁半之间，推测为祭祀用牲。
走进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标本室，一个个塑料盒中存放着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炭化植物种子。“我们要收集大量土样，才可能选出少量植物种子。”考古队员安妮娜介绍，要用浮选机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数显微镜判别品种。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为主，可见西周时期琉璃河一带为较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
此外，琉璃河遗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绘”在一张图上，建立遗迹三维模型。基于三维测控网，在空间坐标系中准确记录每个遗迹的位置、大小和形状。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遗址新收获’的典型代表，其经验值得推广。”西北大学校长、考古学家孙庆伟说，3000多年来，北京从边缘据点到大国首都，其发展历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从这个角度来看，琉璃河遗址发掘研究的意义远超一城一地。
零距离感受考古魅力，讲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时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许多历史谜团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继续，一批90后、00后考古队员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张中华介绍，“我们制订了中长期规划，将通过一系列多学科课题研究，破译文明密码，填补研究的空白。”
“考古发掘一旦开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态。”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经常一年到头都没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团队仍然忙着整理发掘记录。经过院领导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乡，没过几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虽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说：“当在土层中找到一个个历史遗迹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发掘，这些年轻的考古队员还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向人们阐释琉璃河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讲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现场观察土样，记录信息；走进模拟探方，挖掘文物复原品；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馆区，学习青铜制作工艺……作为北京公众考古季的创新活动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数十组家庭受邀走进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零距离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外国学生参与田野考古实践、学术研修活动。作为考古学校的指导教师，安妮娜精心编写了英文考古术语词典。“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努力让外国学生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我们也借此机会了解国际考古学的新动态。”安妮娜说。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区联合北京市文物局公开征集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建设规划设计方案。未来，一座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考古遗址公园将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人们触摸历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场所。
延伸阅读
琉璃河遗址将北京建城史推进至3000余年前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对周初封燕问题的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体位置，还展现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样子。它将北京建城史推进至3000余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称之为北京“城之源”。
报道来源：《人民日报》2025.8.14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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